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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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险恶!临走前 英国人居然在香港埋下这么多“雷”!
发布时间:2019-8-18

    英国曾因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而得名“日不落帝国”。在“日落”之后,它亲手制造了不少黑暗。

    英国和美国是盟友,在香港问题上也可以说是一致行动人。2019年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局势与林郑月娥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迅速回应称:今天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

此前,华春莹也质问过英国政客:“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市民有上街游行的自由吗?”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耿爽严正指出:“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毫无民主可言,港人就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恰恰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只要港督愿意,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学界一般认为,港英时期的香港,香港本地人‘有自由无民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俊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香港总督掌握绝对权力,港督下设行政局和立法局,港督兼任两局主席,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权。“行政局名义上是香港政府的决策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港督在需要的时候向行政局咨询,在不需要或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免去咨询。行政局的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

    立法局也是同样情况。除了港督是当然主席以外,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是3名当然议员,其他议员全部为港督委任。立法局的主要职能是向港督提供有关立法的参考意见,并根据港督的要求通过法律,其实只是港督的一个橡皮图章。英国学者迈乐文指出:“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由此可见,港督治下的香港,根本没有选举可言。而且,立法局一向为英国人垄断。直到1880年立法局里才有了一个华人议员——伍廷芳。伍廷芳(中)

    但他在立法局内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港督轩尼诗说:“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直到1926年,行政局才出现了第一名华人议员。 港英当局还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欧洲人的居住地是有明确划分的,好的地段都留给欧洲人,华人是不可能居住的。”张俊义说。港英当局的公园章程里,第三条规定:“中国技工和劳工不准在公园内穿行。”第四条规定:“轿子和轿夫不得进入公园。”法院对英国人百般包庇,而对华人实行严刑峻法。1877年,香港按察司斯梅尔说:“在我来到本殖民地以后头几年中,香港一地判处死刑的人数等于全英格兰死刑人数的一半。”“但是,英国人掌握了香港的话语体系。他们编写的香港史著作都是一个逻辑:香港发展得这么好,完全是英国的功劳,完全不提任何镇压、歧视。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前几年,我和香港学者准备合作编写一本香港历史方面的书,我认为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在中国历史的框架下写香港史。结果这位香港学者的反应竟然是:‘这在香港行不通!’他还是一位比较亲中的学者!结果事情就没有办成,可见英国人制造的那套话语体系至今还在深深捆绑着香港人。”张俊义说。

末代港督彭定康,对香港制度大改特改

    1982年,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这一年,盛气凌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北京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一开始,她态度强硬,声称没有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香港就会衰落,提出由英国人继续管治香港。邓小平回应说,在主权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到了现在,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就要下台,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人民交代;说香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还表示,如果在15年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撒切尔夫人的气焰遭到严重打击,离开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时,在台阶上摔了著名的一跤。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倒。

  (视频截图)英国人见主权问题没得谈,就变换了策略。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由于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

    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日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还在时刻惦记这块土地。英国学者罗思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英国政府罔顾香港回归的事实,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挑衅中国政府。“就在2019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从定义上说,是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因此香港的事务就是中国国内的事。相反,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权利。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人;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国人口中的“监测”还“落实”到了书面上。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布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到2019年3月底,已经发布到第四十四期。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香港的繁荣不是因为英国。“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北京、上海、深圳全部都能做了,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唯一通道’的红利就消失了。”熊玠也说:“自199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GDP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过6%。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同步增长?其原因是‘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太过强调‘两制’,所以香港仍继续它的‘自由’经济体制,没有内地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结论是,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成分不够。这正是与‘港独’人士的直觉相反的结论。”

蒙巴顿方案,让繁华城市变成人间地狱

    就在中国香港上演“港独”闹剧时,南亚次大陆也发生着不愉快的事。这也是英国殖民者埋下的“祸根”。8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废除当前宪法第370条,取消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邻国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侯赛因在《国民报》发表评论称,莫迪政府的目的是鼓励更多非克什米尔人进入该地区,改变印控克什米尔人口结构,从而加强印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印度宪法第370条是折中安排,承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其他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废掉这项安排,将给该地区带来动荡,引发暴力。

    这两条预测都得到了验证。在印度,一则号召印度人去印控克什米尔购买土地的短信迅速走红;在巴基斯坦,上百名示威者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高举黑色旗帜,烧毁汽车轮胎,高呼“打倒印度”的口号。首都伊斯兰堡与商业中心卡拉奇也连续两日爆发大规模的反印示威。

    2019年8月6日,印度宣布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后,孟加拉国穆斯林在首都达卡集会抗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5日以前,都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征服印度后,英国人一直利用印度社会存在的种姓、教派矛盾,极力挑拨离间各阶层、各社会集团的关系,以强化自身作用,维护殖民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印度军队的起义》中写道:“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当时,印度社会存在三角矛盾:国大党同英国人的矛盾、穆斯林联盟同英国人的矛盾、国大党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二战期间,为了调动印度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英国政府曾许诺战后把政权移交给独立的印度政府。战争结束后,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要求实现印度的独立和统一,以真纳为代表的穆斯林联盟则要求建立一个分离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张顺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与香港的情况一样,英国在印度实行总督专制统治。1947年3月,蒙巴顿接任印度总督后,同印度各政党领导人谈判,深感局势危急。5月底他回了一趟伦敦,6月2日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印度,第二天就发布了《蒙巴顿方案》。据此方案,印度分为印度教徒为主体的印度斯坦和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英国分别向两者移交政权。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印巴分治后的几年中,700多万穆斯林背井离乡,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许多印度教徒也从巴基斯坦逃往印度。其间发生了大量摩擦和冲突。这加剧了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目睹了1947年印巴分治时流血冲突的法尔阿纳皮莱教授对当时的情景描写道:“旁遮普、西北边省和信德经历了人类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人们有时被迫真正名副其实地吃自己亲人的肉,喝自己亲人的血。阿姆利则和德腊—伊斯迈耳汗的整个市区都被彻底夷平。1947年8月开始了恐怖界。拉合尔变成了一座死城。从1947年8月12日起,这座居住着和平的居民,拥有20所高等学校和几十所中、小学,拥有许多宫殿和公园,拥有工业企业和手工业者街区的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墓地和恐怖与死亡的世界。人们的活动和与外界的联系像魔术一般突然停止了。有一段时间,火车站变成了战场,那里的伊斯兰教徒职员杀死了他们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伙伴,那里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居民与想杀他们的伊斯兰教徒流氓展开了搏斗,那里的俾路支团的士兵和多哥尔团的士兵互相射击。”

  《蒙巴顿方案》还授予各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的权利,如果土邦不愿意加入任何自治领,可以保持与英国的旧关系,但得不到自治领的权利。“土邦”是对英国殖民时期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保存的土著王公领地的称呼。印度土邦面积占全国的2/5,人口占全国的1/4。克什米尔就曾是印度第二大土邦,这里穆斯林人口约占77%,印度教徒约占20%,其余为锡克教徒、佛教徒等。按常理,这里应该交给穆斯林管理,可英国人却在1846年把克什米尔的统治权卖给了印度教徒王公古拉布·辛格。《蒙巴顿方案》出台后,王公哈利·辛格想独立,巴基斯坦也与之签订了协议,可印度不同意,希望将克什米尔纳入自己的版图,还请圣雄甘地和蒙巴顿去游说王公,但没有成功。

    1947年8月,克什米尔蓬奇地区爆发了穆斯林退伍军人反抗克什米尔王公统治的起义,并于当年10月宣布成立“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加入巴基斯坦。哈利·辛格向印度求援。印度把握这次绝佳时机,提出只有克什米尔归并印度才考虑援助,哈利·辛格被迫同意。印度立即出兵克什米尔,帮助哈利·辛格镇压穆斯林,巴基斯坦则支持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力量,第一次印巴战争开始了。

    1949年1月1日午夜,印巴遵照联合国决议实现停火,并于7月在联合国监督下根据双方达成的《卡拉奇协定》划定停火线。克什米尔被分为两部分:印控地区和巴控地区。停火协议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停火线也违反克什米尔居民的意志,成为印巴对峙的前沿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纷争不断。

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做出相互矛盾的承诺

    中东巴以地区同样是世界知名的“火药桶”,它的现状也与英国有关。2019年8月11日,以色列警方对耶路撒冷清真寺建筑群中的巴勒斯坦信徒采取行动。“巴勒斯坦原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出于战略的需要和插足地中海东岸的考虑,曾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诺。”张顺洪说,一方面为了策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英国信誓旦旦地做出了支持阿拉伯人抗争的保证;另一方面,英国又于1917年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声称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同时,英国还与法国秘密订立了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战后巴勒斯坦将以“国际共管”的名义由英法共享。一战后叙利亚等地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地,而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早在公元135年,犹太人就被罗马帝国逐出巴基斯坦地区,流落世界各地,随后也开始了复国运动。起初,多数犹太人对复国没有兴趣,甚至反对。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只有代表197名,代表世界几百个各种形式和性质的犹太小组;《贝尔福宣言》后,运动有所发展,登记会员85万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夕,会员也不超过150万,不到犹太人总数的1/10。至于复国地点,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赫茨尔曾提出避开巴勒斯坦另立家园的计划;直到20世纪初,也有很多犹太人认为在巴勒斯坦复国必然伤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于道义不合。但是,《贝尔福宣言》的出台,让一批犹太人相信了英国人的说法,在一战后移居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这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仍占大多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渐临近,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对于英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政府决定把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的计划搁置起来。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数量,限制向犹太人出售和转让土地,这种政策加剧了犹太人的反英斗争。”张顺洪说。英国很快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求英国放松和改变所谓的“亲阿拉伯反犹太人”政策。“美国统治集团十分看重犹太裔美国人的选票和钱袋,对他们的呼声很敏感。罗斯福1944年竞选时曾许诺,要帮助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杜鲁门则要求英国取消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准许犹太难民立刻迁往巴勒斯坦。”

    二战后,英国曾设法通过谈判解决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分歧,以便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巴勒斯坦联邦。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及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谈判僵局,英国被迫于1947年4月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在联台国大会通过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决议后,英国于1948年5月结束对这一地区的委任统治,紧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至今,巴以冲突仍时时占据国际新闻的重要位置。就在2019年8月10日,对于“四名武装人员被以军打死”一事,哈马斯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以色列“要为触怒巴勒斯坦人的后果负责”。

一条“绿线”把一个国家分两半

    在统治塞浦路斯期间,英国也推行分化手法,造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之间的矛盾。塞浦路斯位于土耳其以南,希腊以东,是地中海上的岛国,属于欧洲。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便开始移民塞浦路斯岛。1571年至1878年,塞浦路斯岛被土耳其统治,后来沦为英国殖民地。岛上的希土两族分别把希腊和土耳其视为“母国”。塞浦路斯2017年人口为94.9万,其中希腊族人口占72.8%,信东正教,土耳其族占9.6%,信伊斯兰教,外籍人占17.6%。20世纪50年代,塞岛人民加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大潮,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高潮。希腊族提出,塞岛摆脱英国统治后应与希腊合并,土耳其族则主张独立后两族分治。希腊和土耳其各支持一方。“此时英国故伎重演,大力挑拨希土两族之间的矛盾,利用土族来抗衡希族,导致希土两族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张顺洪说,“英国又把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使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加入塞浦路斯争端中。”1959年,英国同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签订《苏黎世—伦敦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英国保证塞浦路斯独立,但作为条件,允许英国在岛上设立军事基地。一块基地是位于塞岛正南部的亚克罗提利,它与英国当时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直线相望;另一块基地是位于塞岛东南部的德凯利亚,与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相望。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正式独立,但这两块土地却属于英国。“塞浦路斯独立时,英国作出的安排过分强调了希土两族的分权与分治,使塞浦路斯中央政府缺乏有效机制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希土两族在权力分配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张顺洪说。塞浦路斯现行宪法于独立当天公布,规定总统由希腊族人担任,土耳其族人任副总统,行政权属总统和副总统,两人对行政方面的重大决定均有最后否决权。这就为冲突埋下了种子。

    1963年12月,一名希族警察开枪打死两名土族人,成为一场流血冲突的导火索。希腊和土耳其两国驻塞军队分别站在本族一边加入战斗。1964年,联合国向塞岛派出维和部队,以阻止希土两族的冲突。然而希土两族紧张关系并未缓和,联合国不得不长期派驻维和部队。1974年7月15日,希腊军人政权在塞岛发动军事政变。5天后,土耳其以保护族人为由出兵干涉,攻占了塞浦路斯北部40%的土地。后来,经联合国调解,在全岛中部划出一条东西向的狭窄无人地带,被称为“绿线”。居住在南方的土耳其族北迁,居住在北方的希腊族南移,从此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连首都尼科西亚也被“绿线”分成两半。

    1983年11月15日,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安理会指出,这一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要求土耳其族撤回独立决定,呼吁各国不要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塞浦路斯国。接着,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分别在“绿线”两侧举行万人集会,希腊族表示拥护安理会决议,而土耳其族提出抗议。直到现在,也仅有土耳其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矛盾仍未解决。

    2019年8月9日,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举行会谈,决定恢复统一谈判,然后在9月与联合国秘书长举行共同会晤,规划未来和谈进程。但舆论认为,双方此次启动统一谈判是为了缓解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在天然气勘探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前景并不乐观。

    2019年8月9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塞浦路斯总统、希腊族领导人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右)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穆斯塔法·阿肯哲握手。正如英国学者罗思义提出的观点——“分而治之”是英国对待殖民地的传统手段。现在,部分香港人对内地不分青红皂白的歧视,“清楚地证实了英国在香港殖民时期使用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效果’”。英国曾因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而得名“日不落帝国”。在“日落”之后,它亲手制造了不少黑暗。(来源:环球人物微信公号)

 

 关于香港问题的十个判断

 

    香港问题最近实在是太热了,国内的舆论场,从最初的讳莫如深,到最近的大鸣大放,也经历了一个转折的过程。香港回归22年,到今年矛盾总爆发,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但也让我们有机会自上而下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物极必反,在最混乱的局面中,也孕育着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新思路。以下是对香港问题的十点判断,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第一,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局势较为混乱,最近这几周,激进示威者让局势不断升级,开始冲击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冲击立法会、警局,甚至发展到霸占机场。但香港从政治上来说,放在全中国依然是一个孤岛,对中国的全局影响很小,但对香港本地的影响非常大。香港继续乱下去,最后受害的一定是香港人自己,这不是一句套话。

第二,香港问题的本质是,香港人是不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是不是认同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和发展成就?香港人未来到底要怎么处理与国家、与14亿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涉及香港前途和命运的“灵魂三问”。引述BBC报道中的一个数据,在18-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的比例仅为4.1%,这个数字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数据的样本量和科学性都有一定的问题。同意,但无论如何,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缺乏认同,对国家选择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缺乏认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激进示威者做了很多犯忌讳的事情,这让中国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过去几年,各种关于香港激进分子仇视、敌视国家的报道不断,从在体育赛事中嘘国歌,到用言语和行动恶毒攻击内地游客,再到这一次侮辱国徽、国旗,喷涂“支那”这样的民族羞辱性词汇,都让他们在全体中国人眼中成了一群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他们与英美等外部势力的勾勾搭搭,与支持台独的民进党眉来眼去,都是将自己推向多数中国人对立面的“昏招”。

第四,香港虽然号称信息自由,但一些香港年轻人心智的闭塞,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对于国家的隔阂感、疏离感、排斥感,将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在一些香港人眼里,内地民众被“洗脑”,但殊不知,他们才是被西方媒体和价值观“洗脑”最严重的一群人。

    中国的崛起,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现代化、关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大讨论,很多旧有的理论范式被打破,香港的年轻人应该多看看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分析,看看中国的崛起,是如何改变这位当代政治思想家的认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是西方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误区,如果突破不了这两个思想禁区,香港年轻人就很难理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发展成绩。当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历史正确”的事情时,他们恰恰可能在与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我因为工作原因,到过四五十个国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在很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稳定、发展、法治,是最大公约数,其他都不是。

第五,香港问题的根源,各方分析已经很多了,没有去殖民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能理解,当年为了让香港顺利回归,当时国力还不算强大,思想、理论影响力更是孱弱的国家,做了很多妥协和让步。一国两制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如果思想、意识不能统一,只会带来长期的对立和隔阂。


八成香港用水 源于东深供水工程


第六,香港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也带给了香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可比拟的优势。从现实来说,内地为了确保香港的民生,确实做了很多的投入。香港食品90%依赖进口,其中新鲜猪肉、牛肉、蔬菜,几乎全部来自内地。
这本来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但如果掺杂进敌视、辱骂、排斥,只会加剧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反感。北京人喝着丹江口水库的水,但北京不仅不会羞辱湖北十堰的人民,而且做了大量反哺水源地的项目。香港和内地,不需要彼此感恩戴德,但也不应该相互仇视,这是底线。

第七,香港回归后的问题,与弱势政府有很大关系,主权交接前后的制度安排,让特区政府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在涉及香港发展、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举步维艰。非常糟糕的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动辄上街,屡屡以街头政治打破正常的政府治理流程,这一次香港事件也是这种模式的延续。但香港反对派这一次可能做过了头,在涉及一国两制的原则性问题上,国家不会让步。这次香港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确立国家和香港互动原则的关键一战。定不好规矩,立不起原则,只会后患无穷。第八,香港的媒体和教育的现状必须改变,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邓公当年说过,香港和内地,河水不犯井水,但井水也不能犯河水。香港媒体也好,教育也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没有摸黑、攻击国家道路选择的权利。

第九,香港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也是最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弱势政府的问题,解决了香港与内地关系的问题,背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没有理由发展不好。

但无论香港经济如何繁荣,如果不解决媒体和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与内地隔阂、冲突、认同的问题。

第十,香港问题的终局,没有容易的选择,但有比当年让英国人将香港交还回中国更难吗?更何况,今天,香港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全体国民的国情教育课,民意总体是非常团结的。今天,难道不是认认真真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开端吗?让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和内地之间少一些隔阂,多一些理解和认同,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必须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家离开了香港,会有损失,但香港如果离开了国家,在精英出走、产业外移的大背景下,很可能将输得一无所有,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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