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有两种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前者在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时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以为，在未来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会进一步地中国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后者亦然，也处在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我期待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机融合。今天，我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中国儒学是什么?我的理解，可从五个方面概括其本质特征

　　(一)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

　　人文化成指的就是从化成角度讲的人文主义，它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科学主义，就是人文主义。化成指教养，人文化成就是把人变得有教养的一种主义，这就是儒学。

　　现今，我们常用“儒商”、“儒将”、“儒官”，甚至“儒工”、“儒农”等来形容一个人，那么，“儒”代表什么呢?“儒”代表的是一种教养，使一个不懂礼仪规范的人变成一个知书达礼、有修养的文化人，这就是“儒”。

　　(二)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

　　这句话是粱漱溟说的。梁漱溟，国外号称20世纪所谓的最后一位大儒。1985年1月，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书院和中国文化讲习班上说：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也。“躬身”的意思就是亲自去做，所以，儒学不是讲出来的知识系统，而是身体力行的学问。

　　《大学》有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的就是自己有这种优点，才能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这种缺点，才能批讦别人。孔子说的“政者正也”亦是这个道理。作为为政者，首先端正了自己才能要求别人;自身不正，难以要求别人正，所以躬身修己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三)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

　　从社会角度讲，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要理解“生活的智慧”，首先就要懂得什么是生活。生活，简单地讲就是活着。既然活着，人就应该过人所应过的生活，而不能似神仙或禽兽般。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知道什么是人。

　　人之所以为人者，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伦”二字。虽同有雄雌、男女之分，但人却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朋友之情。“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根本的原则。儒家认为，人有最基本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异，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四)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为了处理好“人伦”关系。但是，仁仅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还不够，还要处理生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不仅生活在家庭、人际关系中，还生活在国家、社会中。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张横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达了从孔子到孟子历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负着的天下使命的含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儒家肩负的使命不为一世，不为一时，而是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其内圣外王之道。

　　(五)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西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天人相分”;中国则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天为父，地为母，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是必须的。那么，既然要孝敬天地，我们就不仅仅要做民族的孝子贤孙，更要做天地的孝子贤孙，何谓天地的孝子贤孙呢?悖逆天道，违背天理，驳逆人伦，这样的人只能是天地的忤逆之子;只有秉持天德和地德、效法天道的人，才可称为“天地的孝子贤孙”。如何效法天道呢?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自强不息”讲的就是天道，天道即天德。“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所以君子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像地那样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才是天地的孝子贤孙。

　　儒学的开放式转化

　　儒学是人学，是为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设计的。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说，是人之所以为人，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人怎样做人的学问;从与一神教相比较的角度说，儒学不是出世的或者超世的神学，而是入世的人间学问;其解决的问题，不是天国的问题，不是来世的问题，而是现世的人间问题。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求索历程自明代中晚期，西学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起，先人们就已经开始为如何消化西学的问题而努力了。然而，西学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且对儒学构成直接威胁却是在又840年之后。

　　(一)中国儒学观代转化溯源

　　1.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

　　龚自珍提出：国家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只有更法、改革，才能挽救危机。

　　魏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大规模的，“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意思是，但凡对老百姓有利的，我们皆可学来，自己制造。可以说，“中国制造”这一观念可溯源至此。这就是魏源的主张。

　　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2.曾洪之争。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容，所以说，洪秀全当国定会在中国实行彻底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都会变成基督教徒。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曾国藩之争说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

　　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

　　3.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国列强乘中国衰弱之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当中说的。

　　要把中学和西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就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两江总督张之洞说：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旧学”即“中学”、“内学”，治身心;“新学”即“西学”、“外学”，应世事;二者为“体用”关系。这一主张，我以为，直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尽管受到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但它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体”、“用”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体西用”的影响。

　　(二)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初步尝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国是》，主张变法维新。6月19日，康有为奏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孔教主张，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孔教运动中的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主要如下：

　　1.尊孔教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

　　2.在中央设立教部，中央以下设立教会。

　　3.罢弃淫祀，主张民间立孔庙祀孔。

　　4.以孔子纪年。

　　显然，康有为力图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形式上的模仿，完成孔教的宗教化改革，完成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但是他却失败了。这是由于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与袁世凯、张勋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人们由痛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而憎恶康有为的孔教会，由厌恶孔教会而累及整个儒家文化系统。

　　康有为孔教改革的失败，固然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就孔教运动自身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西方基督教做了形式主义的外在模仿，这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导致孔教运动腹背受敌，一方面它引起理性的、没有宗教情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定孔教为国教又引起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教人士的深深忧虑。

　　第二，借助外在的政治力量推行孔教，而忽略了儒学自身内在力量的挖掘，是导致其失败的另一原因。政治力量对儒学的现代转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了自身。

　　(三)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时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努力破产，怎样才能使儒家复活?什么才是儒家永恒的精神?是许多儒家学者思考的问题。在反孔的滔天声浪中，梁漱溟先生挺身而出：“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梁漱溟有感于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要谈及孔子就羞涩不能出口。他怀抱着为儒家打抱不平的心态来为孔子出头，这一出头，则不同凡响，揭开了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新篇章。

　　梁漱溟认为康有为的孔教改革之路必然失败，他批判康有为：冒孔子之名，丧失孔子精神。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于此《大同书》。康有为根本不曾得到孔学要领，满腹贪羡私情，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

　　梁漱溟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等牵累，直透孔学的内在精神——仁，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进而转活儒家哲学，复兴儒学。

　　梁漱溟引进一种观念——意欲，英文是“will”，就是意志、意欲、欲望的意思。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先生在比较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之后，对世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作了预测。他认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经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且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西洋人已经由过去物质上的不满足转为精神上的不安宁。

　　这就迫使西洋人由第一条路转向第二条路向，即儒家文化的路向。由此他大胆预言：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继梁而起，先是张君劢的倡导新宋学，主张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建立混合经济模态，强调德与法。众所周知，要严正地定法、立法，严格地执法，就需要有德行的人去做。接着，熊十力以大易为宗，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转活陆王心学;而冯友兰则顺程朱理学的义理方向，融合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再度复活程朱理学;另外，马一浮、钱穆、贺麟等学者在中国儒学现代转化中亦各有建树。众多儒家学者通过努力，使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港台新儒学

　　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大陆全面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已不能展开正常的自我理论的创造。而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来到台湾、香港，以新亚书院和人文友会为阵地，从事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工作。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真正崛起，同时意味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的阶段。

　　之所以发表此宣言，是因为有部分人认为中华文化已是花果飘零;在西方汉学家的眼中，已成为古董，是一死物。然而中国文化并没有死，它只是病了。病和死是不一样的，病了可以救治，而死了就只有消亡，像古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于是他们发表宣言，以敬告世界人士，西方也应该学习东方，应对中国文化抱着同情和敬意的态度来了解和分析。

　　在海外新儒家群体中，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理论各具特色，但理论形态最为完整、系统、深刻且影响最大者首推牟宗三。这里以牟宗三为例，对港台新儒家作一简单的说明。

　　牟宗三认为，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一个任务是：如何由内圣之学解决新外王的问题。内圣就是道德理性之实践，即道德实践;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之德业;新外王，就是民主与科学。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就是由中国文化之道德理性解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

　　(五)儒学第三期发展

　　中国儒学已经经历了两期之发展。第一期是由孔子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第二期是宋明理学;现在儒学则转为第三期之发展。

　　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关键在于儒学能否融摄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重建中国文化，开出儒学新形态。牟宗三把这一新形态概括为儒家式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这就是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儒家式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即“三统并建”说。

　　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韩愈有篇文章《原道》就是讲道统的。那么，什么叫道统之肯定呢?就是肯定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非观，肯定中国人规定的“人之所以为人之处”。“人之所以为人之处”指的就是“人伦”，而“人伦”最后的根据就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的浓缩就是“仁义”，“仁”代表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义”代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故儒家强调：门外之治和门内之治不同，处理门内之治是“恩延义”，处理门外之治是“义断恩”，公平正直要高于感情的存在，要断情感，因此，处理社会问题，靠“仁义”的“义”;处理家庭问题就要靠感情，这就是“道统之肯定”。

　　学统之开出，中国文化有道统而无学统，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一句话就是让中国走向科学，建立起中国的学术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一句话，就是完成民主建国。这就是牟宗三先生全部的理论浓缩。简单讲，就是道统，加科学，加民主。当然三统不是并列的，道统是道德宗教，学统的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治。道统肯定，学统开出，政统继续，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完成，也是中西文化的自然融和，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骨架与纲维。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启示

　　儒学是顺应中国文化的大流、主流而来，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历史上不是诸子之一子，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序列中的人物。孔子“以文自任”，“斯文在兹”，不只是开一个学派、创立一家学说，而是要继承华夏文明，使其能够继往开来。所以，儒家文化历史上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不断走向开放、完善的思想学说。只要有中华民族在，甚至只要有华人在，儒家学说就不会消失，也不会消亡。百余年来，中国儒学不断转化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儒学在中国有着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中国儒学植根数千年，拥有数万万信众，有着超强的生命力。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的全民性批孔运动，儒学并没有被风吹雨打去，验证着儒学的坚韧和刚强。经过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大儒的努力，儒家学说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大师辈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儒学思想系统，成就近代影响不是最大，却是创造力最强的文化学派或者思想学派。

　　(二)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当代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儒学的影响力虽不可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但其思想义理的逻辑创造力绝不逊色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所以，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当代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社会的变革对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断裂造成传统思想丧失了制度的凭借;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变革都迫使儒家学者必须做出回应，而对社会变革的回应又促进了儒学新生。另外，两千年封建政体的解体，使儒学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撑，但却又促进了与政治体制脱钩的学院派儒学的形成。

　　(三)西方文化是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有力助因。

　　西方文化的到来对中国儒学而言，利大于弊。没有西学的到来就没有儒学的新生，也没有新形态儒学。中国儒学的转化就是以儒学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那么，儒学的现代转化如何走向深入呢?下一步儒学的现代转化会是怎样?

　　我们认识到，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并没有完成，到牟宗三、冯友兰也没有完成，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它永远处在不断新生，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中国儒学的未来转化，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应该考虑。

　　1.在全球化中，定位儒学的未来发展。百余年儒学的发展与转化一直与民族命运、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关心的是民族生死存亡问题，是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未来的儒学发展应转向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儒家的理论自孔子起就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而是为全人类设计的，为一切可以称为“人”的人而设计的。所以儒家“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遇而不相害”等这些观念，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寻找到新的理论支撑。我觉得在全球伦理的实践和理论设计当中，儒家是不会缺场，也不能缺场的。

　　2.关切当代社会的新发展，回应当代社会的新问题，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不断为儒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促进儒家理论与现代化的双向受益。我认为还是要关切现实。

　　3.积极参与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互动，在与世界各种文化、文明的对话中成就自身的文化价值，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汲取异质文化的因素，促进儒学现代形态的完善。

　　颜炳罡简介

　　颜炳罡，山东临沂人，1960年生。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社会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等。

　　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当代新儒学引论》、《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墨学与新文化建设》、《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慧命相续——熊十力》、《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生命的底色》、《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合著)等著作十余部;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文史哲》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