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在铜锣湾街头支持实施国安法。图源：新华社

还提到在执行国安法过程当中，除了要小心谨慎，还要能够快速应变及时纠错。由于香港国安法是新法，民众对触法的红线认识不足。刘兆佳指出，香港实际因国安法被定罪的人并不多，对于一些所谓“软对抗”，可以用其他非法律手段应对以便安定民心。 国安法令香港社会得以拨乱反正，刘兆佳认为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社会经济层面，需要特区政府以及爱国力量好好应对、调动政府跟社会各种资源去处理。刘兆佳回顾称过去很长时期，香港的舆论阵地、思想阵地、教育阵地、媒体阵地都被反对派垄断，部分人存在对国家、对民族的逆反心态。香港社会要长治久安，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都要推行。各位网友好！欢迎收看凤凰网“香港號”，我是陈笺。“靖海侯”的文章《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在香港舆论圈引起了关注和讨论。文章提到“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在厘清大是大非后不折腾”。我们看到国安法推出三年，香港社会也完成了由乱到治。步入新时代的香港，它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维护？面对外来的制裁又该怎样回应？解决香港贫富悬殊，全力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又该从何做起？相关话题，今天陈笺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美西方对香港的打压主要在政治层面，香港號陈笺：刘教授，您好！最近几年，我们也观察到，从国际上看，有美国海关要求香港出口货物不能再标“香港制造”、欧盟将香港列入人权须关注的地区名单。从国内看，常有文章讲深圳已经超越或者取代香港。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从国内外的视角看香港，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都经受考验？

2020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即将表决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不再具备高度自治，不再获美国特殊待遇。刘兆佳：现在美国跟西方主要是从政治层面打压香港，而且他们的敌对行动是来自他们的媒体和政客。但我觉得欧洲以及美国一些工商界对香港还是蛮有信心。所以，现在仍然可以从贸易、经济、金融这些层面保持与美国和西方的联系，然而不会受到他们在政治上打压香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独特性也没有因为国安法或一些西方打压而受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原来的独特性都在。

比如说广泛的国际联系，我们很多法律和制度与国际接轨，背靠内地的优势，以及我们专业人士比较多；还有我们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等；这些优势不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当中，特别从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方面讲，香港还是可以担当一个重要的联系国家与世界的角色。香港独特性的内核就是一国两制，陈笺： 您认为“香港独特性”的内核是什么，保持香港独特性的必要性在哪里？

外交部驻港公署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升旗仪式

刘兆佳：香港独特性的内核就是“一国两制”，它给予香港这种独特的、跟内地不同的制度、一些法律和做事方式。这方面正是香港能够为国家现代化所担当的重要角色，也不是任何内地城市所能取代。当然，随着美国希望打压香港，这些优势也可以说受到一定影响。也可以说，几年的新冠疫情以及香港发生动乱，的确造成一些打击。但现在香港正处于恢复及重上轨道时期，而且还在致力加强原来的竞争优势。所以现在特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香港的管制模式，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方式推动发展，在很多问题上拆墙松绑，让整个运作更加方便更加有效率。

我们原本的优势其实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国安法又真正能够保护国家安全、保护香港稳定。从这方面来讲，我反而认为结束动乱之后，香港会有一种更有利于营商的环境。美方制裁损人不利己，陈笺：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的消息说，白宫已经决定要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亚太经济合作APEC会议。对于这样的处境，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美国政府据报决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峰会

刘兆佳：坦白来讲，香港将会长期面对美国及其盟友不断的打压。他打压基本是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对于经济金融贸易合作影响不会太大。因为这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地方，而且美国商人也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而减少对香港的信任。不过，美国这样做的话，其实也反映了它不断把自己国内政治的需要凌驾于其国际义务，这对美国国际形象也没有什么好处。尤其这次APEC会议，假如普京不被邀请，这样就失去了俄罗斯的参与；香港不被邀请，就失去了香港参与。没有俄罗斯、没有香港参加，APEC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美军印太司令称中国军方仍未回复接触要求，包括8月年度防长会议邀请

现在美国也有人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多次用制裁的武器就使得美国很难跟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来往。比如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跟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见面，结果都见不到。因为美国发起对李尚福的制裁，所以这方面来讲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已经讲到这种制裁手段不但没有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政策，反而会约束美国的外交行为，对美国也没好处。所以这次假如俄罗斯、香港不能参与，这不是一个所谓的有权利的机构在提供平台让各方领袖讨论问题。只要平台因为你的制裁而失去作用，对美国又有什么好处？对APEC有什么好处？所以我想假如美国真的制裁李家超不让他到美国开会，我想中国与香港应该向APEC投诉，认为美国违背了他应该尽的义务，往后APEC应不应该还在美国举行，恐怕人家也会讨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邀请李家超出席APEC会议是错上加错，已提出严正交涉

用国安理由逃避责任的情况不太严重，陈笺：再关注一下我们自身的发展。我们经常说香港进入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到底要怎样迈开脚步往前发展呢？我们看到港府、媒体等都会把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与“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靖海侯在《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中解读“拨乱反正”为了“让香港从泛政治化中解脱，而不是强化其政治功能”，这基于他认为香港的发展定位还是一个经济的而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对此您怎么看？刘兆佳：国安法本身是一个比较新的法律，用国安法起诉的人也不是太多。因此，要通过国安法以及香港本地一些法律划清楚一条红线，你跨越践踏了某些红线就要被起诉、被定罪。

但问题是因为国安法还是新的法律，牵扯的案例不是太多，所以这条红线现在还很难划清楚。如果有部分人觉得有点担忧自己会不会触法，我觉得可以理解。问题就是也不能够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见“靖海侯”后来也发表一篇文章，他并非说要放松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希望见到太多人经常用国家安全为理由来逃避责任，或者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这种情况我看也不算太严重，因为我看来看去也没有太多公众人物或特区官员经常用国家安全去解释他的行为。

2020年8月，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警方以违反香港国安法罪名逮捕。图源：彭博社

当然我也留意到社会上有些人的确因为对国安法涵盖哪个方面看的不太清楚而有点担忧，这也可以理解。不过在我看来，国安法和国家安全维护应该还是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应该越来越通过行动、言论来把这个红线说的清清楚楚，减少部分人一直的担忧。这对于开拓一个舒畅的政治局面、让香港人更专心于经济发展应该会更有帮助。执行国安法应抓大放小，快速应变，陈笺：那您对“拨乱反正”的理解是指政治路线改正还是关乎香港的整体定位呢？刘兆佳：很难这样说，因为国家安全法在全世界都有，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新加坡都有国家安全法，香港过去没有反而才出现问题。

2020年，香港各界撑国安法联合阵线前往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抗议。图源：點新聞

使用者不需要太着意这些美西方说三道四、胡说八道。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国安法根本减少了他们在香港一些政治活动的空间。他们即便觉得国安法非常严厉，其实最近英国通过一条国安法，它的严厉程度比香港厉害得多。香港国安法基本上针对的是某些罪行，不像人家国安法一样具全面性。对香港国安法的指责反映一些美西方对中国对香港的敌意。其实我认为国安法本身是持续要让香港的投资环境更加稳定、更加有利。

2020年7月1日，港警首度举起港版国安法的紫旗警告。图源：美联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我也跟境外一些媒体说，现在看来已经被国安法定罪的人非常少，而且来来去去大部分都是旧面孔。都是因为国安法之前他已经参与到各种各样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中，而国安法出现之后他继续进行这种行为才被追究责任。再过一段时间，当大家看到没有太多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案件，大家的心也会放下来，对香港的投资环境不应该会有太大影响。陈笺：《国安法》实施三年香港社会回归安宁，但因为国安法很新，会否出现“泛化利用”或“利用不当”的现象。比如有人观察到图书馆下架了一些图书，其中还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或者完全与政治不相干的电影不再播等现象，这些细节您怎么看？

香港政府图书馆近期将一批“敏感”政界及大学学者著作下架，以检视是否违反法例。图源：香港01

刘兆佳：这个是执行的问题，在执行过程当中应该抓大放小。 真正明显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当然要认真对待， 但假如社会上大部分人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或只是一些个人的发泄性行动，我认为不需要过分深究，不然的话会搞得气氛比较紧张。总体来讲，现在应该说香港的局面比较稳定。有一些所谓软对抗，完全不能避免，但可以用其他非法律手段来应对。他们现在很多活动都在地下，我们也可以在地下层面跟他们斗争。也不必把很多事情摆到地上来，引起一些西方媒体、西方政客趁机来打击香港。所以，如何在执行层面做得小心一点，一方面保护好国家安全，同时也不会让人觉得过度运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引起一些人的不安。

陈笺：在您看来，目前香港的政府职能部门也好，议员也好，他们在执行国安法的时候，执行的效果怎么样？您觉得分寸感拿捏的好吗？刘兆佳：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可以。在执行中，中下层官员政客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掌握整个大局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掌握国际形势对香港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宁枉勿纵，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中低层官员执法肯定从严处理，不让自己留下被人批评的把柄。但有些方面也需要领导层把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出现某些被人批评的情况时，马上纠正错误，把大部分的人心安定下来。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在执行国安法过程当中，除了要小心谨慎之外，还要能够快速应变和反应。比如说关于鲁迅书籍下架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假如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政府要马上作出反应，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在验证检测情况，也是可以的嘛。陈笺：会不会出现宁左勿右的情况呢？刘兆佳：这也很正常，特别是从大的层面来讲，你要维护国家安全，这么多年动乱，你要把这些情况改变过来，而且还要对一些所谓敌对势力或者反动乱党势力维持一种高压态势，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拨乱反正肯定会出现一些过度情况不可避免，所以有些人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历史上从来都有这种情况。但经过一段时间，敌对势力被遏制得差不多了，就要逐步放松，把过正的部分纠正过来，返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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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矛盾才是香港的主要矛盾，陈笺：李家超称“拨乱反正后香港吸引力有增无减”，极端思想在香港已无容身之地，您认为香港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刘兆佳：香港的重要矛盾被以前一些政治矛盾所掩盖，就是我们的社会矛盾，贫富悬殊、贫穷问题、年轻人跟年老一辈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太过单一等。这些都阻碍了经济发展，阻碍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向上发展。所以这些根本社会经济矛盾其实存在很久，以前老是被政治矛盾掩盖，现在把政治矛盾拿走之后，社会经济矛盾就浮现出来了。特别是香港还要面对一段经济发展比较慢的情况，因此这些社会矛盾会有所增长。

香港一些隔断房（又称"劏房"）的面积很小，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以及爱国力量好好应对，调动政府跟社会各种资源去把问题处理好，起码把它管理好，不要让它变成阶级冲突。把一些民生问题处理好，可以使香港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得以维持。长远来说，香港还要经济不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库房收入，才可以把一些问题处理的好一些。陈笺：对于普通香港市民来说，是否需要强化政治教育？还是只要“爱国爱港加专业”，即普通市民“奉公守法，专业自持”就够了？刘兆佳：当然要加强。因为过去香港有很多乱局是因为很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一国两制、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很多不应该有的敌视或敌对行动。

过去很长时期，在英国统治下，在回归后很长时间，我们舆论阵地、思想阵地、教育阵地、媒体阵地都被反对派垄断，很多人特别年轻人存在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逆反心态，这种心态影响到一国两制执行，也影响到香港社会稳定。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从拨乱反正角度来讲，现在国安法的实施，短期来讲是把它压下去；但长远来讲要长治久安，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都需要推行，才能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一国两制发展，更有利于香港跟内地、香港跟中央关系的政治环境，这样一来长治久安，有效管制才有保证。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处理了比较容易处理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意识形态层面一些工作更艰巨，而且需要更有耐心去推动。